前苏联民族危机的历史考察(续五)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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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融合的幻想”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时期的十几年中对复杂而又敏感的民族问题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从现在来看,这些民族政策和措施有值得肯定的部分,亦有该否定的部分。

1、 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工作中应肯定的部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民族问题上做了一些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苏联没有出现 美国所宣传的“苏联民族危机即将到来”的局势。

(1) 为了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勃列日涅夫比较重视和使用积极执行苏共政策的民族干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一直保持有一定比例的非俄罗斯民族干部。例如,苏共26大选出的22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8名非俄罗斯民族干部,在15名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中有7名非俄罗斯民族干部,14个非俄罗斯民族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均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同时,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都是本地民族干部,而且共和国各部委、州委、市委和区委以及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也是本地民族干部。

实践证明,这样的干部政策,既能符合和照顾非俄罗斯民族感情和要求,有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2) 比较注意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和要求

在修改宪法时,曾有人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取消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取消退盟权,改组两院制。勃列日涅夫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指出如果这样做“将会走上危险的道路”。1978年勃列日涅夫在格鲁吉亚人的反对和要求下,没有取消格鲁吉亚宪法中把格鲁吉亚语作为共和国国语的条文,并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共和国的宪法中加进了草案中没有的关于承认这两共和国国语的条文。同年,又根据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要求,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阿布哈兹经济和文化的决议,并答应为该自治共和国建立一所大学。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比较重视各民族的感情和需要,比较注意使用民族干部,才使民族矛盾在其任期内没有爆发出来。

2、 勃列日涅夫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时存在着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在他执政期间,勃列日涅夫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政策,严重的伤害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感情。

(1) 损害非俄罗斯民族的经济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的政策,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畸形化发展,成为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大多数共和国的采矿同冶炼、农业同加工业严重脱节。格鲁吉亚的锰产量占全苏总产量的21%,但格鲁吉亚却没有锰矿冶炼工业。乌兹别克年产棉花人均千斤,但连穿衣的布都要从共和国外运进。在这种政策下,大多数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没有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据1974年统计,有4个加盟共和国完全没有钢铁工业,有3个加盟共和国完全不能生产化肥。苏联government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俄罗斯经济,用他们的话来说“对于发展俄罗斯联邦的国民经济”,“乌克兰的煤和金属、阿塞拜疆的石油、格鲁吉亚的锰、哈萨克的铜、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棉花,以及各民族共和国其他各种产品具有特殊意义”。

为了这个“特殊意义”,苏联government对加盟共和国的农产品实行低价和高指标征购。许多加盟共和国的谷物销售价竟低于生产价格,而government卖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品不仅价格奇高而且质量低劣,甚至各加盟共和买到的是根本不需要的设备。同时,government对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财征收额逐年增长,大大超过了俄罗斯联邦征购额增长的速度,而基本建设和财政投资却大大低于俄罗斯联邦的增长速度。

正是为了“特殊意义”,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日益畸形化。

(2) 实行人口迁移政策,大搞民族同化

勃列日涅夫打着“全部生活国际化”的旗子,实行人口迁移政策,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民族地区,又大量迁出民族人口,人为地制造所谓“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多民族化”,幻想实现民族同化,以达到民族融合的局面。

苏联government以“交流干部”和“居住区国际化”为由,大搞人口迁移。以哈萨克为例,1968——1970年移入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达102、6万人,迁出104、8万人。人口迁移的结果之一是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急剧增长,民族人口不断下降。据1970年人口普查材料显示,从1959——1970年,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增长了31%。在拉脱维亚共和国,俄罗斯人由26、6%上升到29、8%,本族人由62%下降为56、8%。1970年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伏龙芝,俄罗斯人已达68%,在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俄罗斯人高达70%。

人口迁移的另一结果是“异族通婚”现象增多,由于大量俄罗斯人流进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大量非俄罗斯人流出本土,就迫使当地女青年不得不嫁给俄罗斯人为妻。据透露,1970年苏联5900万个家庭中有800万个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占全苏家庭总数的13、5%。这种人为造成的异族通婚被苏联government看作是“形成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的起源”,勃列日涅夫也高呼异族通婚“好得很”30。为何苏联领导人如此解决地评价异族通婚呢?

这是因为在异族通婚家庭中,其子女将成为俄罗斯人或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必然要使用俄语。31。这样就能大大加快民族同化的步伐,有利于早日实现民族融合的局面。

勃列日涅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不但没有促成民族融合局面的到来,反而促使了各非俄罗斯族人民的觉醒和对大俄罗斯主义的警惕。

(3) 对民族主义分子的镇压

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勃列日涅夫利用社会治安部,“同志审判会”、“监察岗”、“共青团探照灯”等机构,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监视和控制。为了有效地镇压民族反抗,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如《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关于确立特别危险罪犯的审判实践〉〉等等。这些法律、法令、条例的突出之点是加强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惩处。

60年代中期,苏联government破获了乌克兰的“60年代集团”等组织,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大规模镇压,进入70年代后,针对民族反抗斗争的加强,苏联government在全国范围内对民族主义活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1972年1月,乌克兰利沃夫有7名知识分子,基辅有4名知识分子被捕,3——4月,在基辅又逮捕了13人。5月苏联警察和伞兵镇压了立陶宛考纳斯市的示威,打伤几十人,逮捕了800人。6月,苏联government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逮捕了150名大学生,同时又镇压了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示威。1973年government又以“意识形态有问题”开除了7000多名乌克兰大学生。1978年5月,government出动摩托化步兵师镇压了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的民族冲突。

勃列日涅夫对民族反抗的残酷镇压并没有解决也没有缓和民族矛盾,只是把公开的反抗打入地下而已,而且民族矛盾更加激化。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间都很短,不可能把民族问题提上日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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