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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ay官网手机版]1936年(26)---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26)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的这个军事部署,无疑加速了张、杨下定兵谏的决心。12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向他们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12(周六)凌晨2:00,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按照张学良的部署,骑摩托车飞奔到东郊十里铺,向一营骑兵连下达前去捉蒋命令,命其包围华清池,事起后逮捕一切外逃人员。一营手枪排亦接到王的命令后前去华清池捉蒋。王玉瓒,辽宁黑山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蒋2次来华清池入住都是由他带人守卫,此人对张绝对忠诚。凌晨2:30分,白凤翔和孙铭九奉张学良之命率领两辆满载东北军士兵的卡车从西安东北的灞桥镇出发,亦前去华清池与一营配合捉拿蒋介石。兵谏的成败在于能否捉住蒋介石,所以张不敢掉以轻心,为确保万无一失,张命令105师第二旅封锁临潼公路的两端,既防备事起时有援兵救蒋,也作为白、孙等捉蒋部队的后援。从这个部署来看,似乎进攻华清池的部队不够充分。其实,华清池保蒋的防卫部队虽有三层,但外围的第一层即是由张学良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把守,主要守卫大门。第二层是西安宪兵二团的人,只有50多人,守卫在大门和二道门之间。第三层是蒋的随身侍卫,人数更少,只有230多人,负责华清池二道门以内及住处五间厅的守卫。

    王玉瓒在十里铺下达完命令之后,即于凌晨3:10飞驰回到华清池。王玉瓒命令自己的加强连连长王世民派一个排将西安宪兵二团的人全部缴械。但第三层蒋的侍卫佷忠于职守,始终不停地往返巡逻。王玉瓒见找不到更好的机会,只好率先向二道门前的卫兵开枪射击。此时大约凌晨4点左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一枪终于打响。随后蒋的卫队开始反击,此时孙铭九的也带人赶到参加战斗。蒋的卫士守住通往五间厅和蒋卧室的莲花桥拼死抵抗,就连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蒋的秘书薛乃华也加入了战斗。钱大钧负伤被俘,薛乃华战死。当王玉瓒和孙铭九冲入蒋卧室时,室内空无一人!王玉瓒急得直跺脚,他知道,这次兵谏若是抓不到蒋,那就是失败。孙铭九倒是比较冷静,他环视室内,发现蒋的斗篷、假牙都在,便走过去摸摸蒋的被窝,发现余温尚在,他猜到蒋是刚刚逃走不久,于是下令四处搜寻,必须找到蒋。

    蒋躲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昨晚蒋宴请完张学良等众人之后,临睡时想起杨虎城始终未在晚宴上出现,再想想张的异样举动,心里有点不踏实了,直到凌晨方入眠。不久即闻枪声大作,赶紧起身打探。连续派出2个侍卫均未归,但枪声却越来越急。正不知如何是好期间,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有叛军冲入华清池,已接近二道门,请委座马上离开。”蒋吃了一惊,立刻又有蒋卫队区队长毛裕礼派人来报“叛军已冲入二门。从后山哨兵报告得知,那边未见异常,请委员长向后山撤离。”蒋倒还算冷静,毕竟是战场上冲杀出来的武将出身。蒋问:叛军如何模样?卫士答:戴皮帽子,全是东北军。蒋迅速判断,即是只有前面枪响后山没有异样,那应该是临潼驻军受到共党蛊惑而发生的小股叛乱,只要自己能从后山翻越过去即可无恙。于是,蒋带着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和蒋孝镇向后山奔去。匆忙之间不仅忘带了假牙,且未拿东侧后门的钥匙。及至东后门才发现大门紧锁。于是只好翻墙跃出,不想墙外是一条拍洪水沟,比墙内又深了一大截,蒋因没有料到而扭伤了脚踝,疼痛得不行。迟缓了几分钟后,蒋由卫士搀扶一瘸一拐地继续爬山。没办法呀!保命要紧。想想威震神州,几年时间即荡平各路军阀、统一华夏的蒋委员长竟狼狈到如此程度,既滑稽又心酸啊。

    骊山虽然不高,最高峰只有1256米,但是很陡。蒋已年过半百,又崴了脚,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爬到半山腰就实在爬不动了。蒋坐下休息,卫兵向四周警戒。刚歇息不久,突然之间周围又枪声四起,卫兵中弹而亡。蒋方知此兵变绝非小股叛乱,于是忍痛急行躲避,却不料跌入一山洞之中,这一次又跌伤了腰部。蒋挣扎着想再起身逃命,却因疼痛再次跌倒,便只得在山洞中躲避。天色已渐渐变亮,山下的枪声也越来越稀少,大约9点左右,再没听到枪声。蒋心里明了,卫队的抵抗完蛋了。

    东北军这边出去四处搜寻也有了收获,一个士兵在东侧门附近找到了蒋的一只鞋子,孙、王据此断定蒋应该是逃向后山了,于是命令全体搜山。蒋的卫士蒋效镇首先被发现,由此,孙铭九断定蒋就在山上不远。蒋躲在洞里看到搜山士兵2次经过自己躲藏的山洞,心知看来是逃不过去了。忽听洞口一叛兵说:这有一个穿便服的!可能是老蒋吧!另一士兵有点胆怯,说:先给他一枪再说吧。对方则呵斥道:别瞎胡闹!蒋知已无法再躲藏,于是向士兵喊道:我是蒋委员长,你等不得无礼!如果你们把我当俘虏,那就开枪吧,但不得对委座有半点侮辱。士兵们当即向天空放枪高呼“委员长找到了!”西安城内的张、杨闻知抓到了蒋,悬吊着的心方得以放下。

    西安杨虎城公馆是事变的指挥部,张找来了从华清池回到家不久的黎天才。张命黎天才和高崇民等负责起草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和对全国各地方当局的通电,阐述兵谏目的所在,同时以张、杨名义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写得洋洋洒洒又掷地有声,文采飞扬又观点鲜明,无怪乎当年张作霖等爱惜黎天才这个人的才华,确实配得上“天才”之名啊!通电前段为: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在阐述完兵谏因果之后,随即提出明确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电文发出后,张即赶赴山西绥靖公署所在的新城大楼。

    西安城内西北军的行动也很迅速,特务营营长宋文梅(1927年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率队很快将宪兵二团、省保安处和省公安局大队悉数缴械。有点麻烦的是国民党中央大员下榻的西京招待所。守卫招待所的宪兵二团士兵与特务营人员展开了短促的枪战,由于宪兵只有几个人,所以很快即被消灭。但这短暂的时间却给了一个人试图逃命的机会,但他刚从一楼窗户逃出去就被冲入院子的士兵射伤,2天后死于医院,这个人正是国民党五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邵元冲。其余入住在招待所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蒋作宾和邵力子等没有抵抗即俯首就擒。陈诚被抓却有2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说西北军冲入陈诚在招待所下榻的房间时,问他为何人,陈如实回答,但因普通话讲得太差,被西北军误以为是陆军中将陈继承(前武汉卫戍司令)而险遭枪杀。陈的夫人佷玲珑,看出些端倪,马上挡在老公前面,并大声告知士兵她丈夫是陈诚,陈才保住了性命。另一说,陈躲到招待所储藏室的啤酒箱子内(因为个子小)后被发现抓捕。或许应该是第二种说法更符合事实。

    所有被捕的中央大员、政客和大特务悉数被关押在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上午八点左右,西安市内的行动基本结束。清点整个行动,除邵元冲外,193561日在“华北事变”中被免职的原宪兵三团团长、现为蒋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参兼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因过去在北平时对东北军常常欺压勒索,又以皇亲国戚自居的牛人,在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的路上,被设岗盘查的东北军认出,还未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打成了筛子。蒋孝先的继任者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也因平时“整饬军纪”而得罪奉军和西北军,被从被窝拉出来后当场枪杀。平日里为非作歹的别动队员和蓝衣社成员有多少在兵谏中被射杀更无人知晓。

    被抓到的蒋介石因翻墙时崴了脚也跌伤了腰,只得由孙铭九和士兵轮换着背到山下。蒋虽然被抓,但却依旧保持着君王的架势,即君王宁死也不受辱,要死也得有君王的死法。何况孙铭九在抓住蒋时竟向蒋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这下,蒋的怨气也上来了,架势更端起来了。但蒋更急于见张学良问之事件的究竟,所以还是登上汽车,由孙铭九和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一左一右挟持着载到了新城大楼。

    蒋被押解到新城黄楼的东厢房里不到半小时,张学良便匆忙赶至。蒋劈头便问:今日之事,你知情否?张显然有点心虚回到:实不知情,但有意见向委员长陈述。以这样的谈话开始,张自然就处于话语的下风了。毕竟从官职上讲,蒋是张的上司,而且是全国军队和政府的首脑。从情分上来讲,蒋张结拜为异性兄弟,蒋对张如父对子。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张从心理上都处于下风。

    蒋言:你既然还认我是委员长,那你送我回洛阳。否则你就是叛逆。我既被叛逆所擒,你即可枪杀我,无需多谈!张曰:即使是敌人,也尚有谈话余地,请委员长听听我等意见。张于是向蒋阐述此次行动之动机实为请蒋停止内战、全民抗日,绝非叛变而实为革命。蒋不等张言毕,厉声问道:你刚才不是还在讲对事变实不知情吗?张一时被噎得语塞。半响则鼓起勇气又声言:今日之事乃不只我一人所为,是非当交人民公断。如国民赞同我等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知我等之主张为正确。那样的话就请委员长退休,让我来干。换句话说,如舆论不赞同,那我便认错,请委员长发落,也请您再出来收拾局面。我始终自信为无愧于委员长的提携和训导,请委员长稍安勿躁,再慢慢考虑考虑吧。”蒋一听张提到要交人民公断,气就又上来了,对张吼道:你也是带兵之人,今日你的所为,今后你将如何带兵?你能保证你的部下将来不会用这种方式对你吗?蒋越说越气,竟数落起前事:你也不想想,4年前你热河兵败,若不是我保护你,代你受过,你还能那么逍遥地去国外游历吗?如此数落来数落去,蒋就是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甚至要张干脆将他枪毙算了。张见此情此景已无法再谈下去,便声称要走,蒋也不留他。张又言新城大楼不甚安全,问蒋愿居于何处。蒋谓绝不离开新城大楼。张数次起身说要走,蒋则闭目不理。两人实则在做心理较量,其实双方仍还各有心事未了,所以一个不愿离开,一个还有问题想问,就这么僵持着。最后还是蒋先说话了,他要张叫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来见,并向张询问其他中央要员的下落,张一一做了回答。邵力子被找来见蒋时,张学良随即退出室内,但留有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伫立室内不退。蒋几次欲撵其出去均被宋以“奉有命令,侍护左右”而拒绝。蒋无奈只好允其在场,将方才与张学良的谈话大致告知邵,随后亲自起草一份给妻子宋美龄的电报稿,言称以准备为革命牺牲等等。写好后交给此时看守他的西北军特务营宋营长转张学良发出。

    南京国民政府这边最早得到西安事变消息的是何应钦。何得到消息后非常吃惊,随即他又冷静下来,并未急于先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中执委和国民政府五院机构进行汇报。他以为,这个时候与其马上去汇报,还不如小范围先商量对策和等候陆续得到的消息对决策进行补充,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和相应的对策,再向这些机构进行汇报。如果所得消息还无法证实准确无误时就急急忙忙前去汇报,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政治恐慌。于是他派人请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到他家,商讨对策。何请的这些人虽然有党政军各方面的人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级别相对不高,因此更主要的是通过分析,了解党政军人员从不同角度对事变的定性和态度。参会人员经过讨论,基本确定了通过武力讨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但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院长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在上海,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欧洲养病。留在南京的高级幕僚不少,但似乎没有真正的决策者。所以何应钦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急忙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孔祥熙,报告西安事变目前所得到的全部消息。之后他就继续静等,希望收到西安方面更多的消息,也等待孔祥熙和宋美龄返京。何虽然在焦急和秘而不宣地等待西安消息,但更多的国民党要员从不同渠道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恰如冷水泼进炙热的油锅——炸锅了。中政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急忙打电话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冯玉祥又告知立法院院长孙科,总参谋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知道消息后也是急得团团转,众人最想找的都是一个人——何应钦。何此时官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级上将、军政部长。按说军中职务排在他前面的除了冯玉祥之外,在南京的还有军事委会常委朱培德,南京以外的有军委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和常委白崇禧。算里算外也还轮不到要他来决策什么。但此时若要采取任何措施都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南京能依赖的军队只能是以黄埔系为主的中央军。除蒋介石外,还能够调动中央军的也就只有何应钦了。所以,大家都得找他。

    12日的下午。何应钦邀请了国民党、军队及政府各界权贵在其私宅紧急商量对策。因为并不是正式会议,所以讨论对策时并未有深层次的思考,但应对办法很快分化为两部分: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汪精卫的亲信原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孙科和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为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代理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秘书长叶楚伧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主张武力解决。当晚11点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中常会举行联席会议,共有38名委员参加了当晚的会议。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一、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二、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此前蒋夫人宋美龄因身体劳顿未随蒋到西安,而在上海歇息并处理“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孔祥熙接到何应钦报告称“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0五师叛变,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孔祥熙闻听此消息也是大惊失色,惊慌之余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妻妹——宋美龄,这么大的事情应该马上告知她才对。但转念又一想,事情虽然紧急,但详情所知甚少,现在就去如实禀告,只能让蒋夫人干着急,于是决定等等再说。果然,晚8点左右何应钦又来电话告知:“西安城门严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何言毕即请孔立即告知蒋夫人。孔这次坐不住了,也不管多晚,径直赶奔宋美龄处。孔见妻妹即将所知悉数告予,蒋夫人闻言如晴天霹雳般惊骇,半响无语。但蒋夫人毕竟大风大浪经历太多了,镇定下来之后询问西安方面电讯和交通情况,孔回报均已断绝。正待不知所措期间,孔在南京的官邸把电话打到了蒋夫人处,报告了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的电报内容,其中说道:“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孔听闻此电发现西安方面并非寻常的叛乱,而主要是以政治要求逼蒋,但因对西安现状知之甚少也只能减去少许担心而已。他立即电复张学良称其“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接着又告诫张“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并对张表示“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其中既有理解又有劝解,可谓词语委婉谨慎,又能申明大义。电报发出不久,方有若干电话打来告知宋美龄西安方面的情况或询问、关心等等,弄得宋美龄不胜其烦。孔和蒋夫人商议后决定即刻启程回南京与国府要员商议对策。当晚随两人同回南京的还有一个日后的关键人物——澳大利亚人端纳。

    端纳在国民政府中的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曾是香港《德臣报》的编辑,后来先后出任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火宣、张作霖、孙中山以及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和张学良在1928年相识,之后端纳帮助过张学良易帜和戒毒。在张学良丢失热河被迫云游海外最难过的期间,端纳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在两人朝夕相处期间,张对端纳的才华和人品佩服有加。因此,虽然两人相差有26岁却是情谊笃深的忘年挚友。蒋夫人因为1934年倡行“新生活运动”,以此为借口向张学良“借”了端纳帮助处理一些行政事宜。“借”期约好半年,但宋美龄用得顺手了,也就赖着不还了。蒋介石曾也想聘请端纳出任国民政府的顾问,但端纳不再想出任任何正式职衔。因此,他与蒋和宋美龄的关系亦宾亦友。到了此时,宋美龄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与张学良关系深厚的端纳,她打算约请他与自己同去西安。

    孔祥熙和宋美龄于13日清晨7点回到南京。下火车后,宋美龄直奔中央军校找到教育长张治中,要他联合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之后,宋美龄又赶到孔祥熙公馆,宋和端纳未待休息即分别发报告知张学良,已委托端纳先生今日飞往西安,望其接洽回复。期间,宋美龄和孔祥熙派人向英美使馆了解两国对事变的态度,获知英美等国都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英国甚至表示即使蒋与中共达成某种形式的合作,英国都将继续支持蒋执政下去。孔和宋美龄得知西方的态度之后,坚定了促成事件和平解决的态度。因为在两人看来,张的电报中已经为和平解决留有了余地,况且又有来自西方社会的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对国家实属有益。了解了英美的这个态度,孔建议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任主席。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依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宋美龄提出,无论主张主战还是主和,都应先派遣我方信赖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既要了解事变中张学良的真实想法,也借机探明蒋先生是否已遭遇不幸或是还健康的活着,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方能再言其他。会议最终支持了蒋夫人的这个意见,于是蒋夫人发报给张学良,告知其拟派端纳和黄仁霖前去西安见张和委员长。宋美龄则写给夫君家信一封,提醒蒋所做一切皆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妻将终日为你祈祷平安。另以长信开导张学良本心善意为国为民,别因鲁莽行事误国误民,趁还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及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黄仁霖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上校总干事,与张学良交情不错。临行前,孔祥熙交代他和端纳,要亲眼见到委员长,只要委员长健康无恙,那么与西安方面就一切都好谈。时至午后,内阁会议已经结束,但张的复电尚未见消息。蒋夫人心急如焚,端纳则提议先飞往洛阳,一旦张的复电允其入西安,再由洛阳飞至西安,如此可节省时间,蒋夫人亦表示同意。飞机载着端纳、黄仁霖和励志社的另一位干事黎离尘飞行了一个半小时抵达洛阳。洛阳虽离西安很近,但是一样没有那边确切的消息,甚至传言西安城内已遍插红旗,意指中共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完全控制了那座古城。到达洛阳后,端纳打电话给蒋夫人,告知中央军飞机于当日已派30架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并言其仍未得到张学良的回复电文,但他已决心明日飞往西安。宋美龄闻听端纳此言内心一阵阵地感动,危难之中端纳先生之勇气和侠义之举实在令她由衷钦佩。隐约担心端纳飞机未经西安许可擅自飞临其属地有被击落的危险,不过夜里总算收到了张发来的电报,称其欢迎端纳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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